图为青山“大代小”工程外景
1996年8月9日，湖北电力局局长罗朝林向新闻界郑重宣布：青山热电厂“大代小”30万千瓦机组的并网运行，标志着湖北发电装机已突破1000万千瓦。
湖北百余年的办电历程告诉人们：这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艰难曲折，却是不容回避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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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93年1月7日）入夜时分，湖北织布官局内，随着发电机的轰鸣声，骤然亮起1140盏电灯。神奇耀眼的灯光，给九省通衢的武汉，平添了几分富有现代气息的亮色。
继湖北织布官局之后，汉阳铁厂、平汉铁路、汉口车站等处也都安装了发电设备，但那只是官办企业自发自用，而真正面向百姓的公用电业，却千呼万唤难出来。
1906年，英商汉口电灯公司开业，湖北始有公用电业，但仅英、法、俄租界。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宋炜臣的浙江富商筹资300万元，在武汉创办了湖北第一家民营公用电业——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与当时政界一位显赫人物的支持分不开，此公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张之洞对各种西洋机器兴趣甚浓。早在1888年任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购置了一台小型发电机，供督署衙门内照明用电。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当宋炜臣筹办既济水电公司的请求上呈后，张之洞很快批复“准其承办”，并拨官股30万元以示支持。
两年后，既济水电公司的电厂开始发电，电厂装有3台500千瓦直流发电机，总容量为1500千瓦，可供25支光（瓦）电灯数万盏。至此，武汉的一些普通市民这才圆了用电灯照明的梦。
湖北办电的历史之轮一经启动，便以不可逆转之势滚滚向前。
辛亥革命后，除武汉之外，沿长江、汉水两岸的大冶、沙市、宜昌、武穴、江陵、天门、荆门、宜都、光化、襄阳、随县、应城等城镇也先后开办了电厂（发电所）。当然，这些电厂现在看来实在小得可怜，大者不过数百千瓦，小者仅有数千瓦，且主要用于照明，以致连电厂的名称，也大都冠以“电灯”二字，成为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
湖北电业从无到有，渐次兴起，但历经坎坷。尽管众多仁人志士编织着电业之梦；尽管一批民族实业家想从帝国主义垄断的夹缝中求得中国电业的生存和发展，终因时局动荡、战乱频繁，社会经济不稳，使得电业经营日显困窘。1908年至1937年，湖北累计开办的40家公用电厂中，竟有14家先后停业。继续经营的厂家也是多赖借债维持。譬如既济水电公司，至1936年，借债金额高达650万元，次年，宋子文以中国建设银公司名义，变贷为股，投资381万元，改组了该公司。从此，私营既济水电公司遂为官僚资本所控制。
1937年日军入侵，湖北大部先后沦陷，使举步维艰的电业又横遭浩劫。各地电厂或毁于战火，或被迫拆迁，或被日寇强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电业一度复苏，然而这种劫后复兴的势头很快又被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全面内战所破灭。社会经济崩溃、物价上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电业经营再度陷于困境。有些小厂兴而复闭，武昌、汉口、宜昌等城市的较大电厂也因亏损严重而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史载：1949年，湖北发电设备仅4.15万千瓦，年发电量只有8508万千瓦时。
1948年1月出版的《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一文，对这种状况作了真实的描述和确切的分析：
“现在工业中最不景气者当为电业。欲停止营业，政府以公用事业关系地方，不予许可。欲整顿扩充，股东以危险时期，不肯投资。请救济物资，则来源有限，未免粥少僧多，请贴补亏损，政府以财政困难，不遑兼顾。加以军警机关强用电流，不付电费……残余之电业，其何以堪。”
呜呼，悲哉！
中篇
黎明前的黑暗毕竟是短暂的。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奄奄一息的电力工业也迎来了春天。
“一五”计划期间，黄石成了湖北最早的火电基地。建国后，仅用1年多时间，黄石电厂2台5000千瓦机组便竣工投产。这是湖北现役的1000万千瓦发电设备中年代最久的机组。
1951年，黄石至武昌66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投产。这条今天看来毫不起眼并已退役的线路，却标志着湖北从此结束了电厂与电厂、地区与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的历史。尤其是在1954年的抗洪斗争中，通过这条“生命线”输送了源源动力，为武汉战胜特大洪水作出了贡献。
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全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迅速发展。没有强大的电力，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因此，国家决定在建设武钢的同时，建设青山热电厂。
青山热电厂建设大会战，自1955年11月21日破土动工，到1981年6期工程全部建成发电，历时20余年，到1985年底，该厂发电设备容量达66.2万千瓦，雄居当时湖北火电厂之首。
这一时期，湖北电力建设也开始了大中小电厂并举、水电火电并举和建设110千伏网架的时代。
六十年代中期，出于准备打仗的考虑，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湖北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型企业。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第二汽车制造厂，也是在这时落户鄂西北山区十堰的。与此同时，湖北各地区还发展了一批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企业及农村电力排灌泵站。各方面对电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电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供电地域广阔，用电持续性强。客观形势要求，湖北必须拥有高参数、大容量电厂和高电压大电网。
客观地说，直到80年代中期前，办电主要还是政府行为。如果说在办大电厂、建大电网这点上容易达成共识，那么，在确定办电的方针上，决策者们却颇费一番思量。
省情明白无误地告诉决策者，湖北煤炭资源贫乏，发电用煤多靠外省供给，而水力资源却极为丰富，可开发容量达3300多万千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兴建水电工程，除了发电，还有防洪、排灌等综合效益。于是，尽管在办电的指导方针上，湖北已经明确大中小并举，水电火电并举，但在客观实际运作上，决策者思维的天平还是倾向了开发水电这一边。
湖北大规模开发水电的会战首先在汉江打响。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同年6月6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持召开有中外水利专家参加的会议，对丹江口工程设计方案作详细地审查，同时成立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由张体学省长兼任总指挥长。
1958年9月，10万水利大军从四面八方云集丹江口，拉开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序幕。在此后的15年中，建设者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73年国庆，使装机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电厂全部建成投产。
丹江口水电厂的建设，不仅使湖北有了新的大型电源点，而且使湖北电网的电压等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69年至1979年，共建成4回220千伏丹汉输电线路。从鄂西北至鄂东南贯穿全省。并建成胡集、马口、随县、武钢等220千伏变电站，全省统一电网也于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正当丹江口水电厂处于建设高潮时，湖北境内特大型水电工程也开始破土动工，这就是举世瞩目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在湖北乃至中国能源史上，葛洲坝水电工程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笔的鸿篇巨制。曾经给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以无限憧憬的葛洲坝工程建设，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论证和选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坝址过程中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三峡工程必不可少的准备和前奏。
葛洲坝水电厂从破土动工到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历时十八年。十八年风风雨雨，担负工程设计、施工、科研、管理的队伍，在开发长江的伟大实践中，把自己锤炼成闻名中外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精英群体。从而使中国人有能力建成任何一座需要建设的大坝——当然也包括三峡大坝。
随着葛洲坝水电厂的投产，湖北的水电装机容量和水力发电量已跃居全国首位，从国内第一条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到第一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的贯通，湖北境内覆盖的超高压电网也成为“全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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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水电厂的建设，曾经给了湖北人民一份意外的“惊喜”。装机271.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41亿千瓦时，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块“大蛋糕”完全能解湖北日趋严重的缺电之饥。
正是由于这种盲目乐观，使得湖北忽略了对火电的建设，致使荆门电厂建成后的1984年至1989年间，没有一台大型火电机组投产。
古人云：寸金难买寸光阴，湖北却失去了宝贵的5年时间。失去了“水火并举”而一举成为能源大省的最佳时机。
当人们从“葛洲坝梦”之中醒来的时候，电，已经成为制约湖北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每年枯水季节，湖北电力缺口高达1/4以上，工厂普遍“开五停二”“开四停三”，特别是由于鄂东负荷中心没有主力火电厂作支撑，使得水电占60％的湖北电网结构显得十分薄弱。
正是在这种严峻态势下，1987年12月28日，汉川电厂的正式动工便于喜庆之中又颇显几分悲壮。
其实，汉川电厂的选址早在1978年就已完成，只等国家计委正式审批即可上马。然而，一份“×××工程师建议撤销在湖北汉川县建设大型火电厂的计划”的材料送到了水电部和省政府，于是汉川电厂建设搁浅了。
数年后，湖北严重缺电的现实使得赞同汉川电厂上马的“主建派”占了绝对上风，这个被耽误8年之久的工程终于得以动工兴建。
此时电力建设体制已发生重大改革，由国家为主投资电力建设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新格局开始形成。正是这一历史性转变，使得汉川电厂成为湖北第一个大型集资办电项目，也标志着湖北办电之路从此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与汉川电厂同年动工兴建的清江隔河岩水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以地方投资为主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隔河岩水电站实行建管结合、流域开发、滚动发展的业主责任制，探索出一条具有清江特色的水电建设新路子，被誉为“清江模式”。尤其是该电站建成发电后，在全国大型水电站中首次实行还本付息电价，被业内人士称为“我国水电建设改革的又一项重要突破”。
电力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办电，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
1985年，国家出台集资办电政策，同年10月，省政府成立集资办电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副省长的郭振乾领衔。随着集资办电政策的逐步落实，一批利用各种集资兴建的大型火电厂陆续开工。
集中资金和施工力量，投入鄂东负荷中心，抢建一批大型火电厂，这意味着湖北电力建设开始实行重大战略转移。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湖北迎来了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发展良机。“京九”铁路开工，100万吨钢工程进展顺利，100万辆轿车工程抓紧实施，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全面开发，这既给湖北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电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1992年，全省拉闸限电超过10万条次，创湖北电网历史之最。省长郭树言两次主持省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湖北电力建设及发展规划等有关问题。
1993年，是湖北办电历史上新增发电装机最多的一年，清江隔河岩电厂两台30万千瓦机组，阳逻电厂两台30万千瓦机组，黄石电厂一台20万千瓦机组相继投产发电，投产总容量超过百万千瓦，但湖北缺电的局面依然存在。
是年年初，贾志杰出任代省长，一踏上湖北的土地，就目睹了供电形势的严峻，贾志杰风尘仆仆深入各地调研，频频谈电论电，敦促办电。7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电力工作会议，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分析湖北电网现状，找准了主要问题。
——电力总量不足，供需矛盾大；
——水火比例失调，调节性能差；
——输电网络薄弱，结构不完善。
为此，省政府明确提出了湖北电力建设的指导方针：水火并举，积极发展火电，继续开发水电，适时发展核电，加快调峰电站建设，电网与电源建设同步，开发与节约并重。
解决电力总量不足的出路在于加快电力发展，而加快电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筹措足够的资金。
此次全省电力会议上，省府还出台了有关政策，明确指出要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市场经济观念，推动“国家、地方、电力部门、用电企业、外商投资、个人集资办电”六个轮子一起转，解决电力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
思路清，政策明。新一轮电力建设的热潮在荆楚大地涌动。
1994年12月14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三峡工程的兴建给湖北电力带来了新的机遇。据有关专家预测，2010年，装机容量达182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建成，湖北相应的火电补偿总装机将需1800万千瓦，以1993年全省火电装机322.1万千瓦为基数，到2010年的17年间，火电装机容量将达1500万千瓦左右，平均年装机应达88万千瓦。
此外，由于能源资源分布和负荷分布的不平衡以及我国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格局，发展全国性大电网已是必然趋势，而三峡工程的兴建，必将促进以三峡为枢纽，华中为中心的全国性大电网的形成。
1996年7月25日，青山热电厂“大代小”30万千瓦机组正式加盟湖北发电机群。湖北发电装机终于突破了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第9个发电装机超千万千瓦的省份。
几代人的追求终于实现一个新的时期又将开始。
此时此刻，我们深深缅怀为湖北电力发展倾注毕生心血的先辈，并向栉风沐雨，奋力拼搏的电力建设者以及关心电力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将无比珍视湖北百年办电的历史，因为它向人们显示的是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画卷，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也告诉人们：办电历程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艰难曲折，却是不容回避的历史选择。
